徐一冉从4岁开始学中国舞，一学就是14年。高中三年，运动会的舞台上总有她的身影，而且一年比一年“折腾”——不只是跳舞，还会自己招募舞者、选取音乐、编排动作……像导演一样，把脑海中的画面变成现实。

最让人惊喜的一次，是她把视角投向了光剑的老师，这些平时站在讲台上的人，被她一个个“说服”走进排练厅。排练时，她是“小老师”；表演时，她们是并肩起舞的搭档。当灯光亮起，音乐流淌，师生之间的界限被舞蹈悄悄抹去，那一刻，掌声不只是给舞蹈的，更是给这份信任与合作。

还有在迎新晚会上，她豪迈激昂的蒙古舞独舞惊艳观众，成为教学楼校园活动展示的经典瞬间；群舞《唐宫夜宴》登上剑桥国际东亚区学校大会，以雍容雅致的东方舞韵，在更大的舞台上展现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。

她说：“舞蹈带给我的不只是表演上的经验，更是一种坚持下去的习惯。即便学业压力大的时候，我也没有放弃跳舞。”

这种从舞蹈中练出来的韧劲，也延续到了她的学习上。A Level选课时，徐一冉选了经济、心理、化学和数学四门，用她自己的话说，是“文理兼容”的思路。这样的选课组合意味着双倍的压力，两者兼顾并非易事。

但徐一冉并没有觉得这是负担。在她看来，文理兼修不是压力的叠加，而是思维方式的互补与塑造——理科锻炼她如何理清本质、解决问题，文科则教会她理解人、理解社会。两种思维在她身上并不冲突，反而像舞蹈中的呼吸与节奏一样，彼此配合，让她在面对不同挑战时都能找到应对的路径。

聊到学习方法，她特别强调一点：不要盲目刷题。很多人以为题做得越多越好，但她发现，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怎么对待错题。拿化学来说，如果一道方程式没写出来，她不会只看答案就过了，而是会想：这道题对应的是哪个板块？这个板块哪里没掌握？然后回头重新学一遍，再遮住答案做一次，确认真的懂了，才继续往下走。

在她看来，舞蹈和学习其实用的是同一套逻辑：认准一个目标，然后耐着性子一点点打磨。跳舞时反复精进一个动作，学习时反复钻研一道错题，本质上没什么不同。14年舞龄，全A*成绩，这两个看似不同领域的结果，都来自同一种做事的态度。

徐一冉很早就知道自己的兴趣方向。

初中时，身边同学的经历让她慢慢意识到，不是每个人都能拥有同样的时间、资源和精力去学习。从那时起，她心里就埋下了一个念头：我能做点什么，去改变这种状况？

这个念头，成了她后来选择专业的那条指引线。

一开始，徐一冉想要申请教育学专业：“教育学不等于当老师，它更多是在宏观层面讨论政策制定、资源分配、制度设计，这正是我感兴趣的。”她把剑桥教育学作为自己的第一目标—— 该专业每年全球录取仅三十余人，中国学子成功入读的更是凤毛麟角。

徐一冉尽全力去准备，面试时发挥也在预期之内，但最后没有被录取。拿到结果时，她说自己挺平静的，也复盘了原因：一是竞争确实大，招录人数也很少；二是中西方思维差异，国外更欣赏直接鲜明的观点表达，而她偏向周全的思考方式略显内敛，反而少了一些年轻人该有的锐气和热血。被拒之后，她没有陷在情绪里，而是把它当成一次成长的机会。她说，所有的困难都应该带来能量，而不是拉低自己的生活状态。

她有一句话常常挂在嘴边：“法乎其上，取乎其中。”意思是，你如果把目标定在一流，最后可能只达到二流；但如果你只定二流的目标，可能连三流都够不到。而结果也验证了这句话：目标定在剑桥，虽然没够上，但收获了港大offer，也是一个不错的结果。

她认真考虑了香港大学的社会学专业：“社会学更包容，涵盖了教育，也涉及经济、地理、历史、法律，覆盖面更大。我的初衷一直没有变——解决社会问题，让下一代学生有更公平的成长环境。所以，从教育学到社会学，看似转了方向，其实只是换了一条更宽的路。”

从初中那个因现实触动而萌发的朦胧想法，到后来的选专业、选学校，再到被拒绝后的重新出发，徐一冉始终没有偏离自己的那条指引线：“我知道自己的目标是什么，也知道该怎么一点点靠近它。”

实践出真知。高中三年，徐一冉通过学校支教社践行着自己的理想。

她远程帮扶了一位身在广西的初二学生，对方数学底子偏弱。每周，两人都会借助腾讯会议进行一对一教学。她虽不清楚孩子的家庭状况，却知晓她能使用手机的时间不多，每堂课都需要提前预约安排。授课期间，她摒弃通用教辅资料，亲手编写课件、设计习题，依照学生的接受进度循序渐进教学。

她用的方法很“笨”：课前花十分钟梳理过往错题，然后出新的题目查漏补缺，没掌握就再讲一遍，直到真的会了，才继续学习新内容。

一年下来，那个孩子的数学整整提高了50分。最后一次课结束，孩子问她：“老师，你明年还上不上课呀？”这件事让她心里很受触动，那个孩子不只是数学进步了，他还愿意继续学，还愿意相信自己能学好。

除了数学，那个孩子偶尔也会跟她聊学校里的事，比如因为成绩差被老师区别对待。徐一冉就一边教数学，一边帮她疏导情绪。她发现，教育资源的不平等不只是硬件和师资的问题，还关系到孩子能不能被看见、被相信。这段经历让她更加确定，自己想做的不只是站在讲台上当老师，而是从更高的层面去理解这些问题，想办法改变它。

站在高中和大学的交界处，她说，这三年最珍贵的是找到了自己想要走的那条路。“内心有力量，才敢面对未来的一切挑战。”对她来说，所谓高处，不是排名和光环，而是拥有更加开阔和丰富的视野，才能更自由地去做真正想做的事。